今年是五四运动103周年，在纪念这一伟大爱国运动时，我们有必要了解领导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以及对这一运动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之交，陈独秀与蔡元培从相遇相识相知，再到后来的分道扬镳，生动地演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史话。
相识于反清爱国组织
1903年7月，革命组织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改组，确定“暗杀”为其重点工作之一。1904年，为配合黄兴的华兴会在长沙起事，军国民教育会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人召集革命同志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立暗杀团，把暗杀定为革命方式，经常开展射击练习、试制炸弹等活动。在老朋友章士钊的引荐下，陈独秀到上海并很快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蔡元培相遇相识了。两人的此次相遇相识为日后的相知打下了牢固的友谊基础。
1905年9月，吴樾暗杀清朝五大臣事件失败，陈独秀收集烈士部分遗物后，几经周折，最后转交给暗杀团骨干之一的蔡元培保存。吴樾的革命行动，令陈独秀和蔡元培为之动容，蔡元培赞誉其行为乃“中国第一炸弹”。陈独秀则在后来悼念烈士时写下了赞颂吴樾的《存殁六绝句》的怀念战友诗。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心里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逐渐把两位年龄相差11岁的历史传奇人物从相隔千里的陌生人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相知于北京大学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改革北京大学的迂腐学风校风。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从北大文科开始，为了破解顽固守旧派占优的局面，蔡元培决定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主持和充实北大文科。在朋友的推荐下，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蔡元培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以“三顾茅庐”态度亲自去请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此时，恰逢陈独秀因为亚东书社和群益书社合并事宜来到北京，与汪孟邹住在前门的一家名叫中西旅馆的小旅社。打听到陈独秀的住处之后，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拜访，陈独秀被蔡元培三顾茅庐的诚恳之举打动了，便答应先在北京大学“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发布布告，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文科之后，在蔡元培的倾力支持下，一面对北大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面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宗旨，建构起以北大学人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这批具有新思想的北大学人中，陈独秀团结了沈伊默、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章士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并借助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引领青年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立志成为“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的奋发有为的青年”。一时间，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在学校餐厅召开学生班长和代表会议，号召大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救国。陈独秀在5月4日刊出的《每周评论》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但是，北洋政府却施行反动的高压政策，不断地逮捕和镇压学生，并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陈独秀。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支持下，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始终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身先士卒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陈、蔡二人既是志同道合的北大同事，又是五四运动中的战友。
分道扬镳于谣言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近乎疯狂的攻击，由此也影响到了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关系。
旧派代表人物之一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林纾还发表《致蔡元培书》，攻击指责新文化运动人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爱护陈独秀，从捍卫新文化运动立场写了一封还击林纾的长信。信中指出：“北大教授讲解古书时虽用白话，但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是博学且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
但是在各种谣言盛传的压力下，以及出于维护北大的整体利益考虑，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决定“文理合并不设学长”。不久，陈独秀被改聘为教授，文科学长之职被撤销。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蔡元培没能坚定地站在陈独秀一边，两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开始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的蔡元培则开始了其国民党党国元老的人生。
政见虽异友谊不变
尽管陈独秀和蔡元培于五四运动后，各自的人生走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是不论是作为中共早期领袖的陈独秀还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两人始终拥有观照国家兴亡的情怀，始终没有放弃聚焦中国政治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蔡元培联合杨杏佛、林语堂等其他社会贤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陈独秀宽大处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闻听消息，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老朋友的哀悼和怀念，“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无数伤痕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在文章中对蔡元培的人格人品给予高度赞誉，他说：“蔡先生对下决心的事很是坚持，且态度温和，令人佩服。”蔡元培生前也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品格，他曾说，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这就是陈独秀与蔡元培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后来的分道扬镳的传奇史话。
素材来源：学习时报 2019-05-21
讲 述 者：乔萌 中共党员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策 划：张樱子
校 对：席俊羽
审 核：梁 佳
【学习心得】
张樱子：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见证了一群饱含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的激情，还见证了陈独秀和蔡元培的革命友谊。因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担当，两位同志跨越年龄鸿沟，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两人相互扶持，各自为革命事业不断奋斗，以北京大学为起点，开展文化改革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传播新思想。巴黎和会失败后，两位同志奋起救国，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阵地，始终互相支持，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用。
王思佳：提起新文化运动，第一个想起的必然是陈独秀一手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作为其主要阵地，与校长蔡元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读完这篇文章，我对陈蔡二人的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二人因为都是具有一腔热血的青年而相识于反清爱国的暗杀团组织，成为志同道合的同路人；推翻了清政府之后，二人又为了改革教育相知于北京大学，是同事，也是五四运动中的战友；由于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激烈辩论，二人思想产生分歧而分道扬镳；但即便是不再共事，二人始终深切关怀着新中国的前途命运。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这就是新中国革命者的神仙友谊。
韦丽妮：陈独秀是我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他立志为中国的革命奉献，并躬行终生，在20世纪初期创办《新青年》杂志，传播自由、进步、科学等新思想，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吾辈之楷模。
颜岚：神仙的友谊始于信仰，忠于人格。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相识于上海暗杀团，陈独秀坚信“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致力于创办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刊物，其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格魅力，与蔡元培不谋而合。我们作为新时代下的新青年，应该学习觉醒年代先烈的品格和精神，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赵志伟：电视剧《觉醒年代》使历史课本中陈独秀的形象一下子丰盈了起来，让人看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青年时代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与心怀祖国。陈独秀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发心纯正，心地纯粹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从未为自己谋过私利，一生坎坷，但是对党的忠心确是一生未变的。我们之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要向陈独秀学习，保持自己的革命本色。
杨硕：陈独秀和蔡元培两位先生是志同道合者，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在新文化运动中身先士卒，相互支持，共同配合。两人之后因种种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始终牵挂着国家和人民。是那年那群热血激昂的青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始终坚守信念并为之奋斗乃至牺牲才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如今我们这代青年，国家已不需我们浴血奋战，而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之转化为国家的发展与创新，所以我们当奋进前行，不负国家和人民！
张琼：今年是五四运动103周年，在当时中国革命不知往何处发展的境遇下，相差11岁的两个人——陈独秀和蔡元培却结下了深厚真诚的友谊，正是因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可以让中国人民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革命力量。陈独秀作为青年一代，是革命的主力军，能够把新思想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唤起更多青年一代的爱国革命情怀。新时代青年仍然是最充满创造力和朝气的一群人，他们在各自领域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因此要加强中国青年一代的培养。
席俊羽：蔡元培先生是品德高尚惜才爱才之教育大家，陈独秀先生是具有极大开创能力和有着深刻思想洞见的思想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位先生都心怀远大抱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立志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奔走革命不遗余力。重温这份党史故事，为两位先生浓厚的革命友谊而感动，作为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的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们更应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艰苦奋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
